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讲述“浙江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多次给浙江高校学生作形势政策报告。2006年9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剧场，为在杭高校千余名大学生作了题为《继承文化传统弘扬浙江精神》的形势政策报告。习近平同志结合群星璀璨的浙江历史文化名人的故事，生动讲述了浙江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深刻阐释了融合历史文化、革命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浙江精神”，举例分析了浙江人善于“闯”、勇于“试”、敢于“冒”的文化渊源，颂扬了浙江人和美与共的情怀、和衷共济的情志、和悦自适的情操，强调了源远流长的浙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同志勉励同学们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学习浙江精神、感悟浙江精神、实践浙江精神、弘扬浙江精神，做浙江精神的继承者和创造者，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采访对象：张栋梁，男，1984年2月生，浙江嘉兴人，浙江大学电子商务专业2006级硕士生，现任浙江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综合室主任，校团委兼职副书记。

采访组：梁艳陶安娜卢思颖石新明

采访日期：2018年12月20日

采访地点：浙江大学剧场B座313室

采访组：张栋梁同志，您好！2006年9月27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大学给大学生作了题为《继承文化传统弘扬浙江精神》的形势政策报告。听说您聆听了此次报告，能否为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场景。

张栋梁：2006年9月，当时我刚进入浙江大学电子商务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入学不久，我作为学生党员代表聆听了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剧场专门为大学生作的形势政策报告，报告题目是《继承文化传统弘扬浙江精神》。报告会规模很大，千余名同学坐满了整个剧场。听报告的同学既有来自浙大各个院系的党员代表和学生骨干，也有在杭其他高校的学生代表。

习书记在报告中结合群星璀璨的浙江历史文化名人的故事，讲述了浙江多元的文化传统；结合浙江发展史上的经典案例，讲述了“浙江精神”的文化特点；分析了“浙商”的特点，阐述了“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的内涵；对青年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提出了建议和希望。

整场报告历时两个多小时，习书记旁征博引，典故信手拈来，还不时与我们互动，现场气氛十分活跃。他沉稳平和的声音、渊博的学识、儒雅的气质和极强的亲和力，我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我感觉习书记真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好导师，举例子、摆事实、讲道理，娓娓道来，引人入胜。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在报告一开场就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

张栋梁：这个有趣的故事，讲的是当年毛主席乘专列途经河南南阳，南阳地委书记上火车向主席汇报地方情况的事情。当毛主席问他有关南阳的历史和时事时，那位书记都答不上来。最后，毛主席问他个人的年龄，那位书记答上来了。于是毛主席风趣地说：“你不知今不知古，只知自己五十五。”

习书记接着问我们，当别人问你们“浙江怎么样”时，你们怎么回答？这一问，立即引发了我的思考。习书记可能是想告诉我们，并不是当上了干部才需要了解当地的各种情况，即使作为一个普通的求学者，因为有过在浙江上学的经历，或许将来还要在浙江创业和生活，对浙江的文化传统一定要有所了解。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是如何向同学们介绍浙江的文化传统的？

张栋梁：习书记从浙江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浙江人的文化基因之间的关系出发，详细为我们介绍了浙江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他当时用了“多元”这个词来概括浙江的文化传统。

他说，浙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浙江文化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处于重要地位。通过习书记的介绍，我才知道，除了大家熟知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其实还有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距今8000-7000年的跨湖桥文化，可见浙江文化的起源很早。

同时，在浙江悠远的文化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了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习书记从东汉的王充说起，谈到了王羲之、骆宾王、沈括、宗泽、王冕、宋濂、于谦、王守仁、全祖望以及近代的蔡元培、章太炎、王国维、鲁迅、茅盾等浙江籍文化名人，涵盖了政治、军事、科技、哲学、史学、文学、古文字学、艺术、教育等各个领域。作为一个地道的浙江人，有些人物我之前并不知道他们是浙江籍的，听着习书记娓娓道来，我惊叹浙江原来有着如此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为习书记的广博学识所折服。

习书记告诉我们，浙江文化融汇了历史文化、革命文化与现代文化。他特别强调，浙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当年我们党的诞生和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航船，正是从嘉兴南湖起航，才创建了彪炳千秋的伟业。而我本人刚好就是浙江嘉兴人，习书记在报告中提到南湖的红船时，我感到特别的亲切和自豪。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是如何向同学们阐释“浙江精神”的？

张栋梁：习书记认为，浙江文化传统中这种“多元”的精神特质，千百年来始终流淌在浙江老百姓的血液中，像一种无声而强大的力量，始终支撑、引领和推动着浙江人民奋发向上，也就慢慢形成了浙江独特的文化精神和人文优势，也就是被人们所称道的“浙江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发展之所以如此夺目，取决于很多因素。习书记告诉我们，最根本的还是人的因素，确切地说，是文化的因素在产生深刻的影响。浙江文化是引领和推动浙江发展的最深层次原因，浙江精神是属于浙江人民自己的“精神名片”。

浙江精神的基础是“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习书记提出，要在这一基础上，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弘扬“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精神。

习书记在为我们作报告的时候，列举了一系列历史人物和事件，分析了浙江人秉承的善于“闯”、勇于“试”、敢于“冒”的这种品质的文化渊源，并通过百年老店“胡庆余堂”、“宁波帮”和“信用浙江”建设的案例，颂扬了浙江人和美与共的情怀、和衷共济的情志、和悦自适的情操。他强调，浙江精神是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浙江人共同奋斗的结晶。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赞赏“浙商”的创业精神，这次报告会对于“浙商”的特点是如何阐述的？

张栋梁：习书记认为，“浙商”不是一个虚拟的称呼，而是一些实实在在鲜活的人群。这些人群的背后，是浙江文化坚韧图强的主体性和务实重行的商业意识。正是这样深层次、潜移默化的文化力量，才会有不畏艰辛、自主创业的浙江人。他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宁波的“奉帮裁缝”，以及他们发展起来的服装产业；绍兴“日出华舍万丈绸”的纺织行业，以及闻名全国的中国轻纺城；又比如，“其货纤靡，其人善贾”的温州商人，以及他们创立的皮鞋、低压电器、打火机、眼镜等特色鲜明的产业群；还有被称为“百工之乡”的金华人，发展起了东阳的建筑业、永康的小五金、浦江的书画水晶业等。

习书记指出：“有井水的地方就有生意可做，而有生意可做的地方，必有浙江人。”浙江人不只局限在浙江这片土地上勤奋耕耘，而是放眼全球，范围特别广，习书记将这种现象概括为“浙江人经济”，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浙江人独特的文化力量才成就了“浙江人经济”。

采访组：在习近平同志的报告中，“浙江经济”和“浙江人经济”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张栋梁：我当时听的时候，也产生过这样的困惑，习书记在报告中为我们答疑解惑。根据习书记的阐述，通俗地来理解，“浙江经济”概念的立足点在地域，是陆域10万余平方公里和海域26万余平方公里的浙江省范围内，浙江人和非浙江人创造的经济；“浙江人经济”概念的立足点在人，是所有浙江人在浙江以及浙江以外任何地方创造的经济。简单来说，“浙江经济”相较于“浙江人经济”，前者是GDP概念，后者是GNP概念；前者是一个地区经济的概念，后者更多的是带有地区特点的文化概念。

要说联系，其实还是在于两者背后的文化。“浙江人经济”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浙江人既能单打独斗，又善于相互合作，这是浙江人最优秀的品质。习书记讲述了一个当年“浙江人经济促进大会暨浙江人经济论坛”上的故事。会上一位学者说，温州人发明一样东西，他完全可以凭借其背后160万温州人强大的营销网络将产品迅速推向市场，让自己很快成为大老板。习书记在现场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在场很多温州籍的同学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认为浙江大学的“求是精神”是浙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报告会上是否谈到了浙大“求是精神”？

张栋梁：是的。习书记说，“求是精神”是百余年来浙江大学办学理念的浓缩和凝练，是浙大人“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依归”崇高追求的高度概括。习书记特别强调了新的发展阶段，全省教育战线乃至全省人民，都要继续发扬光大作为浙江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浙大“求是精神”。

习书记说，在“求是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浙大人，有一种深切的责任感。他举例说，仅仅2006年上半年，浙江大学就接受了数亿元的捐赠，其中有几位捐赠者就是改革开放以后浙江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这种精神力量的转化，当然不仅仅是对母校的反哺，更是对整个社会的一种正向反馈。习书记的肯定和鼓励，不仅让我们浙大人倍感骄傲和自豪，而且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这次报告会上对青年大学生提出了怎样的希望？

张栋梁：习书记希望我们大学生成为“浙江精神的继承者和创造者”。无论是否出生于浙江，但只要在浙江这片土地上生活过、求学过、成长过，今后可能还要在这里工作、创业、组建家庭，都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学习浙江精神、感悟浙江精神、实践浙江精神、弘扬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努力为加快浙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习书记特别重视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他在报告中说，通过资料了解到在过去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许多同学更加深切地领悟到一种社会责任，既有几分压力，更添学习动力，从而深刻认识到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提升自身的实力，实现自身的价值。习书记鼓励我们大学生要积极走进社会，走向基层。希望我们不仅要读好课堂上的书，也要读好社会这本“书”，要了解浙江，热爱浙江，进而了解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民族，激发起应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信心。

采访组：这次报告会对你和周围的同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栋梁：记得当时同学们都说省委书记给大学生作报告很新鲜，都说这是一堂让人产生高峰体验的大课。据我了解，当时听报告的不少同学都是高年级学生，很多同学已经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择业与就业。听完习书记的报告，大家产生了身为浙江人或身在浙江的自豪感，有不少同学表示毕业后要留在浙江工作。习书记讲述的浙江精神更是引起大家的强烈共鸣，同学们纷纷表示，要学习浙江精神，弘扬浙江精神，践行浙江精神。

习书记的报告，让我更加明白了社会实践是我们青年学生了解国情、民情、社情的重要途径，坚定了我继续做好社会实践活动的决心。

2007年暑期，我带领浙江大学学生三农协会开展了“提升农民生活品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实践大调研活动，100多名浙大学子参加了该活动，普遍反映收获非常大。

参加工作后，我和同事们一起推动组织了数万名大学生到全国各地红色教育基地进行寻访的实践活动，打造了“红色寻访”社会实践品牌，这个项目还被评选为全国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特等奖。

采访组：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萌发地、实践地。作为一名浙江人，能否分享一下您对习近平同志治理浙江时的重要思想的认识。

张栋梁：我是个地道的浙江人，生于浙江，长于浙江，学于浙江，工作也在浙江，对浙江这些年的发展变化有着切身的体会。习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总结了浙江“八个方面优势”，推出了“八个方面举措”，形成了指导浙江发展的“八八战略”。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之江新语》一书，集中体现了习书记在治理浙江时的重要思想和主张。

《之江新语》这本书语言简洁，观点深刻，文风朴实，我非常爱看。每次读这本书时，我都感觉像是在与习书记面对面聊天，尤其是对习书记的“两座山”“两只鸟”和“两个干”理论的有关阐述印象深刻。

第一，“两座山”论。2005年8月，习书记在浙江安吉县余村调研时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著名论断。习书记在《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一文中，从认识论的角度对“两座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今日的余村，作为习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模范实践区，走出了一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的乡村振兴之路，已成为闻名全国的美丽乡村。

第二，“两只鸟”论。习书记在《从“两只鸟”看结构调整》一文中，提出必须推进浙江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增长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并将之生动地概括为养好“两只鸟”，一个是“凤凰涅槃”，一个是“腾笼换鸟”。前者讲产业质量提升，变制造为创造，变贴牌为创牌。后者讲产业结构调整，要培育和引进吃得少、产蛋多、飞得高的“俊鸟”。在习书记“两只鸟”论的指引下，今日的浙江正在成为创新的沃土，创业的热土，创造的乐土。

第三，“两个干”论。习书记在《要“干事”，更要“干净”》一文中，生动论述了领导干部要干干净净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时刻注重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作为一名纪检战线的干部，我深刻体会到习书记这一论述的重要内涵，这是我们开展干部教育的必修课。

最让我精神上“补钙加油”的，是习书记提出的“红船精神”。作为一名嘉兴人，我从小听着红船的故事长大，但之前从来没有提升到精神层面来认识。2005年6月21日，习书记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次提出“红船精神”，并将之阐释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通过学习习书记关于“红船精神”的重要论述，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红船是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越来越为家乡的红船骄傲，越来越为“红船精神”自豪，越来越增强了传承“红船精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